探究北大精神，或曰传统，似乎一直是北大人未能释怀的话题与情结，从蒋梦麟的《北大之精神》（1923），到四年后马寅初的同题演讲，再到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出版的《精神的魅力》，都不约而同地拈出“精神”这个关键词。在这样的文本序列中，陈平原先生的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不是第一个，自然也不会是最后的盖棺论定。说到这本书，不可不提两年前作者的另一本书《老北大的故事》。虽然二书一谈“故事”，一论“精神”，似乎各有侧重，但把它们并置等观，不难看出“故事”正是“精神”的表征，而“精神”乃是“故事”神髓。没有故事的精神，不免流于抽象，神韵不足；而不谈精神的故事，则不免见木不见林，缺少厚重。陈先生的北大研究之不同于所谓校史专家者，或许就在于“以考据出故事，以考据出思想，以思想出文章”的路径和策略。这里的“思想”未始不可以换作“精神”，所以，可读又可信的故事自然不同于“宫女说天宝”，而隐含于故事背后值得深思的精神也不是空谈义理。
开章第一篇的《北大传统之建构》便是例证。“北大传统”之辨说，本是一个大题目，也因不同时期、不同意识形态环境、不同人物的身份背景，而言人人殊。陈先生似乎无意于义理之争，而是从史料入手，对这场敏感的历史悬案，他选择了十位“确实影响了北大性格的形成”的先贤——严复、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蒋梦麟、周氏兄弟、刘半农、马寅初——的相关文章，把这些历史文献并置，虽略加评述，却按而不断，意在言外，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史家笔法。同样，陈先生剖析“精神”，也是这样从北大人物入手，通过北大人来理解北大，无论是蔡元培、胡适、成舍我这些“古人”，还是作者从游问学的“中文系四大导师”——王瑶、吴组缃、季镇淮、林庚，正是在他们身上，作为北大灵魂与脉搏的“精神”才有了活生生的载体，还原为生动的校园风景。说来这样的文章笔法也是渊源有自：从周作人的《卯字号的名人》、柳存仁的《北大和北大人》、朱海涛的《北大与北大人》，直到张中行的《红楼点滴》，都是借助不同于正史的轶事，表述着自己眼中心中的北大。有心人可以去看陈先生主编的《北大旧事》，里面专门有一辑“红楼掌故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注重历史细节和具体印象的研究方法，也是陈先生的“惯技”。关注与北大渊源最深的“五四”，主编《触摸历史》一书时，他便说过：“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，‘五四’运动的‘具体印象’，就难保不‘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’。没有‘具体印象’的‘五四’，只剩下口号和旗帜，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。”（《如何进入历史》）事实上，许多北大人也都是这样通过北大之文献、传说、人物，来触摸历史，感知北大，进入北大的精神世界。
对作为1988年中国文化教育最为引人瞩目的话题和事件的北大校庆，陈先生也是不即不离，既入乎其中，故能观之；又出乎其外，故能写之。书中一辑“百年庆典”，既不随众俯仰，陶然抒情，也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，刻意泼冷水，可说是中正的史家立场。
美国学者杜威说过：“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，牛津、剑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，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，固不乏其人，但是，以一个校长身份，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，除蔡元培外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”这里也可以说，像北大这样“对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”，在世界大学中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。也正因此，北大逐渐成为箭垛式的神话，成为公众与社会的话题，既有各种不同读解的可能，又有多种阐释的资源。陈先生“借助北大这个个案，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和教育”，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可能。书中第四辑的三篇文章，《设议院与开学堂》考察由于近现代议会制度的不健全，所以青年学子越俎代庖，代行国会职能的利弊；《新教育与新文学》从知识生产的角度，探究大学教育机制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史学科的建构的制约；《大学之道》借助传统书院与新式教育的兴废起伏，分析书院与大学两种体制的得失，以及彼此补益滋养的可能。这些都可看出陈先生的学术史视野。在此视野中以“我观北大”这样的私人叙事，着眼于老北大的精神与传统，又寄意于中国百年思想与学术这样的宏大叙事，因而关联到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，这正是言此意彼的“小题大做”。
随着百年庆典的渐行渐远，一度成为1998年热门话题的北大，也自荣华的顶巅，重归宠辱不惊的本真。因此，不少当年走红当令的北大题材的图书，也因此陡然变得“人老珠黄”，品尝到逐潮者于潮落后的苦涩和孤寂。但我以为当年的《老北大的故事》固然不属此例，它既非凑热闹，也自然不会过时。而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更是有意疏离中心话语、避开繁华舞台的“警世恒言”。犹记在校时，钱理群先生曾问过我，你在北大感触最深的是什么？当时沉思良久而无以应对。如同终日置身于空气之中，却对它近乎浑然不觉一样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无法回答好钱先生的问题，但从陈先生的两本书中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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